徐洪才说：“我出身在农村，家境不好，经济上难以支撑。上中专不仅不交学费，每个月还有10块钱补助。”

徐洪才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从皖南的乡村，走进北京，走向世界；从化工专业中专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从工厂、高校、金融机构，再到国家高端智库，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济学家，跨度之大，令人折服。多年以来，他不断学习，勤于思考，精于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企业管理、金融运作、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他经常受邀出席各种国际论坛会议，发表学术演讲且著作等身。他走访了国内300多个城市、400多家上市公司，听过他演讲的人当以亿计。他是如何做到跨界超越，并取得如此非凡成就的呢？近日，记者带着诸多疑问，对他进行了专访，旨在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为当下的年轻人提供一点经验和借鉴。

01工厂里的“文艺青年”

“我的每一次都是从零开始，扬弃过去，超越自我，重新开始。”徐洪才开门见山地说。初见徐洪才，感觉他语言铿锵有力，积极乐观，朝气蓬勃，完全不像已近花甲之年。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正逢徐洪才初中毕业。他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取得了比省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高出100多分的优异成绩，但他没有选择上高中，而是去了安徽省化工学校读中专，学的是有机化工专业。问其原因，徐洪才说：“我出身在农村，家境不好，经济上难以支撑。上中专不仅不交学费，每个月还有10块钱补助，国家包分配，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教育体系刚刚恢复，并没有专门针对中专生的特定教材，所学课程教材都与大学一样。班上同学以初中生为主，也有高中生，年龄相差很大，大多来自农村，几乎都是全省各县的佼佼者。他们仅用了三个月时间把高中知识过了一遍，就学起了大学课程。这对于徐洪才和他的同学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若干年后，有同学直接考取化工专业研究生，成为北大、中科大的博士，在哈佛等大学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徐洪才说。
1981年7月，中专毕业的徐洪才，被分配到安庆石油化工总厂，那一年他17岁。在工厂里，徐洪才在炼油厂多个重要岗位工作了9年多，掌握了核心技术。他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1984年，他通过演讲竞选当上了团支部书记。“那时候，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全国，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大家积极向上，有使不完的劲，但有时候也会迷茫。”徐洪才说，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他一直坚持自学，也开始思考一些人生社会的“大问题”。他喜欢阅读有关文、史、哲、经、法等多方面的著作，开始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孔子的思想，读尼采诗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通过自学来释解人生困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民众觉醒的时代，而最早表现出来的是文学复兴。那时的徐洪才也有个作家梦，属于文艺小青年。他自学演奏二胡和小提琴，参加一些文艺表演，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创办一张报纸，名为《单身报》。“很遗憾，小报一出来，就被查封了。”徐洪才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思想解放仍处在启蒙阶段，他写的文章题为：论电影《人生》悲剧之社会基础，并引用亚当·斯密的一句话：“搬运夫和哲学家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由分工造成的。”虽然报纸没有办成，但一颗种子却留在徐洪才的心中，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重大社会事件保持关注，凡事都要分析“底层逻辑”。

02在阅读中找到新的方向

工作之余，徐洪才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兴趣爱好也逐渐偏离所学的化工专业，开始思考深层次人生问题。那时，他特别关注路遥的小说《人生》和潘晓在《中国青年报》上提出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等讨论，对蜂拥而至的各种西方思潮，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感兴趣，更加坚定了对于哲学领域的兴趣和研究。“我读了很多人文社科方面很杂的书籍，包括一些高深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1-3卷)，对很多理论似懂非懂，继续深造的想法便在心里滋生，可以说是在阅读中找到了新的方向。”徐洪才说，那时上电大和夜大都会影响本职工作。无奈之下，从1982年开始，他参加了中国语言文化自修大学、安徽大学哲学系大专函授班、北京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生班的学习，还参加了全国英语专业大专自学考试。

1987年，徐洪才取得安徽大学哲学函授大专文凭后，就想着报考硕士研究生。他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业内首屈一指，于是在心里铆着一股劲，非人大不上。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他终以同等学力拿到了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读研期间，他从未参加过一场舞会，从不浪费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书，活动轨迹就是“三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和宿舍。1992年初，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跨世纪的改革开放观》，5000多字，《光明日报》准备全文刊登，但在开印前的三校时被撤下，原因是文章“思想有问题”。一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再次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徐洪才说：“邓小平讲话精神和我的观点有90%以上相似性，这不仅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也促使我决心此生要坚持做正确的事。”

03获奖文章背后的连锁效应

“学哲学解决了我的形而上的困惑，但要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问题，还要从经济方面着手，我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并在1993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徐洪才说，当时竞争十分激烈，他面临又一次人生的挑战。一起考的都是著名高校经济学专业的优秀学子，而他是跨专业报考，难度可想而知。这又是一次从头再来的人生跨越。好在三年硕士研究生期间，他不仅顺利完成哲学专业全部课程学习，还旁听了很多经济学专业课程并完成了课程考核，这为他准备攻读经济学博士打下了坚实基础。再一次直面挑战，再一次取得成功。

在读博期间，有一件令徐洪才很开心的事情。当时声名显赫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中国证券报联合组织了一个有奖征文活动，号召全国有识之士就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提出思路，设立一等奖一名，奖金两万元；二等奖两名，各一万元；鼓励奖十名，各五千元。看到这则征文启事，徐洪才心中开始不平静，他当时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觉得这是一次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当时还没有电脑，他靠“爬格子”熬了一个通宵，写完论文《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初稿，然后重抄一遍，共4996字，没有超过5000字的要求，等到天亮将论文以挂号信寄出。过了一个星期，他接到从上海打来电话，得知在一万多篇参赛文章中，他荣获全国唯一一等奖。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为主任评委，评委包括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陈彪如等著名经济学家。1994年7月17日，这是徐洪才难忘的一天，万国证券公司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去上海领奖。那年他正好步入而立之年。自此，他开始关注投资基金研究，关注机构投资者主导的资本市场，关注主导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也对博士期间的研究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当时，要研究证券资本市场，基本上没有参考书，只能自己想办法。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为了主编《投资基金运作全书》，需要收集国外资料，只能骑着自行车直接到美国、英国等驻华大使馆，请他们提供资料；和同学一起翻译《1940年美国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边翻译、边研究。”徐洪才说，《投资基金运作全书》共260万字，1996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任主编，他是执行副主编、总策划。该书出版后，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了研讨会和发布会，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亲自撰写序言。在该书出版的同时，他的博士论文《投资基金与金融发展》也完成了，并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1996年，徐洪才博士毕业，考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条法司全国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接触到大量棘手的经济案例，特别是解决国企改制问题，涉及下岗员工安置、银行坏账核销等，情况很复杂，与书本上所学相距甚远。在工作中，他逐渐对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运作有了具体认识，也深感机关工作的局限性。此时，他感召于陈云贤博士致力打造中国资本市场博士军团，毅然“辞官下海”，就职于广发证券公司上海总部，任总经理，开始资本市场职业生涯，这一年是1998年。虽然在资本市场一线工作，但徐洪才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于理论工作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校长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在业界影响深远。但我认为，金融学体系除了货币银行学，还应该有一个姊妹篇——《投资银行学》。因为国内没有投资银行学教科书，国外也没有。我分析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大学金融学教授脱离实际，不懂投资业务，写不出来；二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不愿意把赚钱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愿去写。”徐洪才幽默地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徐洪才和任映国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第一本《投资银行学》顺利出版，作为大学教材，共出了四版。

徐洪才亲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国内A股市场“5·19行情”，到2001年6月14日上证综指2245点泡沫破灭，资本报国的理想也随之动摇；加上和妻子两地分居，2001年5月，徐洪才从上海回到北京，出任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从事风险投资工作，孵化创业企业，培育企业上市，但步履十分艰难。“2000年，随着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来发生‘9·11事件’，接着香港创业板推出，生不逢时，一溃千里。”徐洪才说，面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他果断“上岸”，并于2003年7月进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当了一名金融学教师。七年教授经历，除了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还创立首都经贸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一职，教学之余继续从事经济金融问题研究。

04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了风险管理这一现实课题，促使我研究金融衍生品，主编《期货投资学》大学教科书。” 徐洪才说，《投资银行学》和《期货投资学》奠定了他在金融界的学术地位，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他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研究的局限。

恰逢此时，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2009年底，徐洪才在2000多名博士竞争者中，通过严格考试，以综合第一名成绩考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先后担任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和副总经济师。2019年4月，他担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继续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我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前；另一个是金融危机后。在金融危机之前，主要研究微观金融问题。金融危机暴露了政府宏观政策的诸多缺陷，所以我转而研究宏观经济及其政策。”徐洪才说。

在徐洪才呈送高层决策者的诸多建言报告中，有三件事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意义非凡，应该载入史册。

第一件事：2011年，徐洪才建议国家将部分外汇储备委托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将外汇贷给工商企业，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此项建议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促成国务院批准中央银行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快速增长。

第二件事：2013年，徐洪才提交两份报告，建议把国家开发银行重新归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得到李克强总理的支持。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在棚户区改造和基建投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等基建投资中，国家开发银行功不可没。

第三件事：2015年6月16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来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向他建议吸收中国投资入股EBRD，并让他转告欧盟主席容克，推动EBRD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合作、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并建议EBRD定向增发新股，中国拿外汇储备购买，成为EBRD股东，同时同意EBRD在上海设立分行，发行熊猫债券，跟亚投行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6月17日上午，徐洪才完成报告，6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该报告上做出批示，请相关部门领导抓紧研究落实。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EBRD在伦敦签署合作备忘录；2015年底，EBRD董事会同意中国投资入股，开启了中欧金融合作新的历史。

徐洪才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市场走势与国际联动的研究，像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加息、降息，对国内有很大影响，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等多重交织，加之宏观经济系统复杂，影响变量太多，政策变化频繁；有关这方面的动态研究，需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并对未来走势做出前瞻性研判。为此，研究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综合性的生活阅历。

徐洪才博士毕业后，从事过很多领域，中央银行工作过，在金融机构一线部门摸爬滚打过，在大学里教过书，去过多家上市公司实地调研，在国家高端智库工作多年，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与见解，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判断都比较准确，因此在业内赢得了良好声誉。2016年，中国新闻社搞了一个网上投票，评选当年“最靠谱经济学家”。他们筛选出50名经济学家，然后让大家在网上公开投票，50进10。徐洪才总分排在第一，而且超过了后49位的分数总和。

2018年11月，徐洪才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题目是《处在十字路口——全球领导人需要共同努力应对挑战》。几天之后，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新加坡发表演讲《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处在十字路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阿根廷峰会发表演讲，也讲到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并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看似巧合，实际上是徐洪才多年潜心研究具有一定超前水平的体现。

妻子是他的坚强后盾

谈起事业上的成功，徐洪才觉得妻子对他的支持最大，是他的坚强后盾。徐洪才说：“我们在20多岁就认识了，是在最美的时候遇到了最对的那个人，都是文艺青年，三观相同、爱好相同、志趣相投，算是情投意合的那种。我的妻子平时喜欢写诗歌和散文，大概有100万字，虽然没有出版，但文笔很清新。她一直支持我的事业。她非常单纯，且能力很强，家里家外一把手。我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我在安庆石化时的工资比较高，一个月好几百块钱，要读书就必须跟单位脱离关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在我妻子理解我，坚决支持我。后面经历三年硕士和三年博士，中间有四年时间是两地分居，她承担了所有家庭责任。那时候，我们的儿子还小，都是她一个人带着。我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三天寄一次，从未间断。”徐洪才说。

直到1994年7月，徐洪才拿到万国证券杯征文一等奖两万元，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和孩子接到身边，一家人才在北京团聚。如今，徐洪才最大兴趣就是和妻子一起散步、到健身房撸铁。他说：“一晃我们认识38年，结婚也已经36年了。一路走来，我们共同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都是共同面对的。我很欣慰，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05为人生第二阶段努力

2019年，徐洪才离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加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从坐班到不坐班，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选择参加一些活动。除了在几家公司董事会任职，继续向有关方面建言献策，更多是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解决具体问题，真正做到经世济民，也实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某些理想。他认为，这种状态还将持续至少20年。他说：“今年我60岁，退休了，标志着人生进入第二阶段。我的目标是再活40年，但良好的愿望要落到实处，就要有实际行动。所以，我现在每周到健身房4次锻炼身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经济正在进行深度结构调整，未来几十年将会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当中。近年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加快“出海”拓展业务。徐洪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他作为欧美同学会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常务副会长，长期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密切关注中美、中欧、中日韩、中国和东盟以及“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他到过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很多地方调研和交流，在帮助企业“出海”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他说这正是未来几十年的工作重点，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

回顾所有那些吃过的苦、付出的努力，他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徐洪才最后说：“我觉得，看一个人不是看他现在有多大成就地位，而是看他走了多长的路，经历过多少风景，却还能保持一份清醒、一份热情、一份热爱，并且记得出发时的那一份初心。这样才能不断超越自我，勇于从零起步，并憧憬着美好未来，这样的人生才值得珍惜和回味。”

06本期人物

徐洪才，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留美分会常务副会长；中华新能源商会主任科学家；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国际问题专委会委员；国际投资促进会中国专家；全球气候创新中心智库专家；在中国光大集团等五家机构任独立董事，中央电视台（CCTV）特约经济评论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全国工商联智库专家。曾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副总经济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大学、美国多米尼肯大学访问学者。出版专著《大抉择：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 《大国金融方略》等10部专著；主编《投资银行学》《期货投资学》等10部教材和著作。主持《亚投行在国际融资体系中战略定位研究》和《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究》等20余项课题研究。

文章摘自《食品界》杂志2024年

第12期 总137期 18-24 页